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15 | 中華文物 | By 姜伯勤 2010-02-05
姜伯勤
藝術大師林風眠先生有言：“一民族文化之發達，一定是以固有文化為基礎，吸收他民族的文化，造成新的時代，如此生生不已的。中國繪畫過去的歷史亦是如此；最明顯的是佛教輸入在繪畫上所產生的變化。”佛教輸入中國帶來了印度—希臘風的犍陀羅藝術，而祅教的藝術，則為中國帶來了藝術史上的波斯風。
祅教是古代流行於今伊朗(波斯)和中亞細亞(粟特)一帶的叫作休瑣羅亞斯德的宗教，以禮拜“聖火”為主要儀式。南北朝時傳入中國，唐代曾建寺于長安，稱之為祅教、火教、祅火教或波斯教。
上世紀在中國共發現6處和祅教有關的畫像石：上世紀初河南安陽發現的北齊石棺床畫像石(後流失國外)，日本滋賀縣MIHO博物館所藏14幀山東出土的北齊或北周畫像石，上世紀80年代青州傅家出土的北齊石室墓畫像石，上世紀90年代甘肅天水發現的隋唐屏風石棺床，1999年山西太原發現的虞弘墓石槨畫像石，2000年陝西西安發現的北周安伽墓石屏風畫像石。頻頻出土的祅教畫像石，是中國美術考古史上的奇葩，也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
祅教畫像石的類型
已發現的6組祅教畫像石，大體上分為三大類型。
雙闕型石棺床畫像石20世紀初葉，在河南安陽發現一組石棺床畫像石後流失國外，分藏于美國、法國和德國的4家博物館，被斷定為北齊遺物。10多年前又有一組畫像石流往海外，經美國蘭利公司轉手，由日本滋賀縣MIHO博物館入藏。此組畫像石共14幀，學者們或以為屬北齊，或以為屬北周。這兩組均有從漢畫像石承襲而來的雙闕，為雙闕型石棺床畫像石(北齊、北周)。
石槨型石棺床畫像石1985年，夏名采先生髮表《益都北齊石室墓線刻畫像》，指出此墓主人卒于武平四年(573年)。2000年，鄭岩先生髮現此組畫像石與祆教有關，並發表《青州傅家畫像石與入華粟特人美術》。2001年《文物》第5期又發表夏名采先生《青州傅家北齊線刻畫像補遺》，補充介紹了一畫像石，上有四馬以雙杠抬一廡殿頂石槨前行。1999年山西省太原附近發現隋虞弘墓，出土了石槨並發現一組畫像石。這些為石槨型石棺床畫像石(北齊—隋)。
石屏風型石棺床畫像石2000年，在西安發現北周薩寶安伽墓畫像石，石棺床上石屏風共有畫像石9幀。1992年，天水市博物館發表《天水市發現隋唐屏風石棺床墓》。2001年5月，北京大學考古系倪潤安先生指出，根據同墓所出俑的形制，此墓下限為隋朝，此墓可推斷為隋墓。此為石屏風型石棺床畫像石(北齊一隋)。
“石床”、“石屏風”、“石槨”諸名均見於《西京雜記》。據考據，《西京雜記》為晉代著作。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道教和升仙思想流行，助長了“石床”葬式的發展，又由於古代北方民族如鮮卑等的南遷，助長了 “石室”、“石墳”等葬式的發展。祅教葬儀禁止尸體接觸泥土而腐爛，波斯本土除有天葬外，還有貴族石制的崖墓，入華的上層波斯人和粟特人，則採用了中土原有的“石床”葬式。
波斯神話圖像的傳人
在青州傅家畫像石中，可以見到多種系有綬帶、飾物的吉祥鳥。青州傅家畫像石第九石，畫面上方一有翼神獸向左飛翔，嘴含一飾物。此種神鳥———神獸即祅教經書《阿維斯陀》、《班達希申》中的Senmurv。祅教藝術史家 G.Azapay指出，S enmurv即是伊朗hvarnah這一概念的圖像符號。hvarnah意為吉祥，意味著照耀人神的光輝。此圖可視為中國畫像石中出現的較早的正式賦有祆教意味Senmurv圖像，其後，此種圖像頻見於山西太原虞弘墓畫像石中。
青州傅家北齊畫像石中，另有5件畫像石繪有系波斯式綬帶的吉祥鳥。如第一石被稱為《商旅駝運圖》，上空有兩只頸後系二帶的瑞鳥，第二、三、四、五諸石亦有此種瑞鳥。這些有綬帶的瑞鳥都是廣義的吉祥鳥，亦即象徵 hvamah的瑞鳥。在這種意義上講，波斯式吉祥鳥圖像符號的引入中國，豐富了中國藝術史上的圖像世界。
活躍在絲路上的外國人
本文列舉的6組中國祅教畫像石，是“圖像證史”的絕佳資料。
在日本MIHO博物館所藏北朝祅教畫像石、西安北周薩寶安伽墓石棺床畫像石、太原隋薩寶虞弘墓畫像石中，均有披長髮的阿爾泰系突厥人形象與短發之伊朗系粟特人與波斯人形象。安伽墓中屏右首第三圖，為波斯系粟特人與突厥人會盟圖。此圖應為盟誓圖，還因為MIHO博物館之北朝祅教畫像石中，有一幅內容與它幾乎相同的圖像。此一圖像可解釋吐魯番出土“高昌寧朔將軍造寺碑”中“同盟”一詞的含義，該碑記高昌麴氏赴突厥汗庭結為“同盟”，此“同盟”即流行于遊牧部落間的“會盟”。以上例證說明，中國祅教畫像石為認識粟特人、突厥人這些絲綢之路上活躍角色的歷史提供了實證。中國祆教畫像石中大宗的駱駝圖像，正是活躍的絲路貿易的一種象徵。而衆多的火壇圖像則是波斯拜火教即祅教流傳于中土的鐵證。
漢畫像石傳統與波斯風
中國祅教畫像石繼承了漢畫像石的藝術傳統。1937年，滕固先生指出：“中國石刻畫大致分為兩類，其一是擬浮雕的，南陽石刻屬於這一類；其二是擬繪畫的，孝堂山武粱祠的石刻屬於這一類。”安陽祅教畫像石之9幀屏風畫像石(佚3幀)有強烈的線刻風格，屬於擬繪畫風格。青州傅家北齊畫像石9幀，屬於擬繪畫的線刻。
甘肅天水隋石屏風畫像石9幀，屬於減地線刻，一種線條較陰刻線條為粗的線刻。
以上三組可大致歸屬於擬繪畫類。另外，如MIHO博物館藏北周畫像石，為淺浮雕。
西安發現北周同州薩寶墓畫像石，屬於施彩淺浮雕。太原發現的隋薩寶虞弘墓屏風式9幀畫像石為漢白玉石淺浮雕。以上3組為繼承漢畫像石傳統中的“擬浮雕”一系。
法國傑出的東方藝術史家格魯塞，在《東方的文明》一書中指出，屬於3至6世紀的巴米揚壁畫，“有一個可貴的發現：在那些印度的僧侶、犍陀羅派佛陀以及純羅馬風的四馬拉的戰車旁”，同時還有很多人物形象，與“在中國新疆發現的屬於7世紀的克孜爾壁畫上的騎馬人類似，後者也是同樣具有伊朗風的”。“自庫車至吐魯番實際上正如我們所假定，都受到了薩珊藝術的啓示，或者更可說這乃是伊朗繪畫的一個地方性的或外圍的支派。”格魯塞指出，薩珊藝術也影響到匈奴、突厥等遊牧部落“有著程式化的鳥類、‘格力芬’和怪物互鬥的花紋的薩珊朝紡織品，對於第3至第10世紀間中亞的織造品是有影響的”。這些圖像和紋樣也影響到3 世紀以後的中國藝術。
北齊安陽石棺床所見入華粟特人的祅教美術，如畫像石中人物造型“其體稠疊，衣服緊窄”，“衣服貼體，如出水中”，這種風格就是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所說的“曹衣出水”的曹家樣，而曹家樣即屬於昭武九姓中曹國粟特人在華開創的畫派。安陽畫像石也反映了祅教美術的中國化，如粟特祅教美術以圓拱龕表現天神所在的天宮，而在安陽石棺床畫像石中，已演變為漢式天闕。總之，中國祅教畫像石的出土，為了解中國藝術史上光芒四射的粟特畫派提供了證據。
中國祅教畫像石，融合了中國漢畫像石的藝術傳統和外來的波斯及中亞的祅教美術的藝術風格，是中國藝術史上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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